近日，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下称《规定》），将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专门针对对外投资（也即境外投资）的行政法规，《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在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进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的重要实践。
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步伐持续加快，出海发展规模稳步扩大，但国际环境正经历深刻演变，单边主义抬头、保护主义盛行，对外投资面临复杂严峻的形势。“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制度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然而，既往散见于各部门规章的对外投资制度政策，已难以适应这一要求；对外投资中各类扰乱对外投资秩序的行为缺乏上位法约束；面对海外歧视性措施，企业事前预警不足、事后救济乏力，投资保护亟待国家层面的法治支撑。《规定》的出台有利于解决上述问题：以统一立法破解制度碎片化，以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回应市场需求，以全链条保障加强海外利益保护，为投资者创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一、以制度型开放统领对外投资立法层级跃升
制度型开放是“十五五”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其关键在于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聚焦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既往我国对外投资立法层级低、监管标准不一、规则碎片化，难以适应复杂国际环境下的需求，企业在面对部分国家歧视性措施时，缺乏高位阶的法律依据与对等反制工具。
《规定》以行政法规形式系统整合对外投资服务、管理与保护制度，解决了制度碎片化难题，构建起内外协调、层级对等的制度体系。这一立法实践与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形成“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法治双翼，既是国内制度创新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具体体现，也是以法律确定性应对全球治理不确定性的主动选择，为我国对外投资活动提供了统一、规范的行为边界与制度预期。
二、监管机制的系统完善
《规定》对对外投资的监管机制作出系统完善，主要体现为，通过监管对象全覆盖和统一规则，回应投资者多样化需求；同时通过规范投资者行为、增强制度刚性，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在监管口径上，《规定》全面涵盖企业、其他组织、个人等各类投资者，明确投资规则，为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的投资者提供公平一致的行为预期。
在秩序维护上，《规定》针对违反技术出口、违背反不正当竞争原则、违反数据安全及个人信息保护、违反出口管制、规避安全审查等行为作出专门规范，同时明确对损害其他投资者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侵犯他人商业秘密、没有正当理由低价倾销商品等扰乱对外投资市场秩序行为的法律责任。《规定》通过设定清晰的法律红线与处罚措施，引导中国企业树立合规经营意识，以法治手段维护良好的国际形象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投资权益的全流程保障
《规定》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为中国对外投资者构建了“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保护体系，通过监测预警评估、条约和领事保护、企业化解投资纠纷、投资壁垒调查、精准反制等制度安排，将国家保护与市场自救有机结合。
事前防范上，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外投资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针对有关国家（地区）安全状况，及时发布风险预警，加强风险提示。依托驻外使领馆、商会及专业机构，完善公共平台与服务，通过政府部门与企业间的信息互通，加强风险防范应对指导，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指南与决策支撑。
事中救济上，在政府层面，国家积极商签多双边贸易投资协定等国际经贸协定，在投资目的国家（地区）发生战争、武装冲突、暴乱、严重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灾难、重大传染病疫情、恐怖袭击等重大突发事件时，依法为在该国家（地区）的投资者及其投资的企业、项目所属中国籍员工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在投资者层面，鼓励投资者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化解对外投资有关矛盾纠纷，发挥投资者风险防范主体作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应对反制上，《规定》规定了系列措施手段。针对投资者在投资目的国家（地区）遭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壁垒或者其他投资经营障碍的，国务院有关部门有权组织开展调查，依据调查结果调整投资国别政策、采取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等措施；对采取歧视性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的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对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中国投资者及对外投资采取歧视性措施的外国组织、个人，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采取相应措施。这一法律“工具箱”的完善，有利于我国对歧视性措施给予精准有力的回应，形成了层层递进的立体化保护体系。
《规定》以法律的确定性对抗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既有效震慑潜在的歧视性措施，为中国企业扬帆出海保驾护航，又向世界展示中国坚持开放合作、反对单边主义的坚定立场。《规定》的出台，不仅是应对复杂国际局势的因应之策，更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长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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